拙作《面壁集》卷一、卷二收録了我论两岸关係和实际社会代表作53篇，卷三则收録了我在从事两岸关係研讨前的史学研讨代表作28篇。实际是前史的持续，前史是实际的源头，从卷一到卷三好像有着一层联繫。我的史学研讨是从人物研讨着手的，也就是从我先祖父太炎先生的研讨着手的，其时，我一边搜集他的史料，一边参与《章太炎全集》的编纂，一边打开对他与他所在的这一年代的研讨。

　　我的研讨基本上是归于对史实的收拾和材料的收拾，这大概是后嗣仅有应该做的事。人总是要死的，未竟之业，便有了后嗣的“后死之责”。但这一作业或许并不合适于我，我的爱好与才能或许也不合适这作业，因爲我一向认爲，名人的后嗣不该该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更不该扯皋比当大旗，何况后人难以“断爱情，汰华词”，对祖先的研讨并非是后嗣的专利。大树之下总是难以长出大树，巨人之后未必会出巨人，余荫之下总会引来许多人的侧目，祖先的汗马功劳只会使后人变得苍白低矮。当然，王引子承继先父王念孙之业成两代大儒；曾国藩有五代之显；顾颉刚两位女令郎收拾出书祖先着作六十多卷；章伯钧女儿爲父亲写出了爲世称誉的平反大着；章乃器令郎也有爲父鸣不平的不俗之文……，他们皆成功地爲祖先增色，但这究竟是少量，不少后人甚鄙陋，我也自愧弗如他人。

　　我一向认爲在我国近代史上先祖父太炎先生是仅有不必去宣扬的人，任何人爲前进与庸俗的留念活动，不只无助于前进他的前史位置，反而会让他蒙羞。他的效果与价值将会让一代又一代实在的士对他肃然起敬，会有一代又一代严厉的学者自发地去发掘他留下的富矿。我敢説，跟着时刻的推移，必定会吹尽黄沙始见金，他就是这样一座金矿，就像“八百年后韩愈出”相同，会更爲后世所尊。

　　先祖父的成绩，我认爲主要是在政治上。他终身最重视的也是救国与治国，而不是对某一门学科的研讨。他曾如此勇敢地去面临一个封建的独裁的残酷的旧我国，坚韧不拔地去宣扬与自在，他以崇高品德标準爲改造赋以新的生命力，并终身遵循改造品德，他如此热心地将西方先进思维介绍到我国，爲我国的改造供给了理论与哲学，他的爱国情趣与民族气节，在近世确可以説“并世无第二人”。因而，鲁迅先生称太炎先生留在改造史上的成绩要比留在学术史上的要多得多和大得多，这真是知者之言。鲁迅先生的最终一篇文章和最终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以及最终一封信，都是盘绕思念他教师而打开的文字，这是很稀有的。他终身称太炎爲“太炎先生”，他临终前爲其时社会把太炎先生仅仅称爲“国学大师”而感不平。他的昆仲周作人在回想録中也称：太炎师第一位爱好是政治，而不是学术。但先祖父究竟不是政客而是学者，他如此关怀政治，因爲这是一个学者的社会职责，假设离开了社会职责，复有何论。但长期以来，不管国民党的党史仍是共産党的党史却都没有这样描绘太炎先生，他们都把太炎先生当作一代大儒，一个国学大师罢了，连他的家园在拍照浙江前史名人时也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儒宗罢了，关于他的政治成绩竟概不触及，而小説家与小报则愿意把他描绘成一个掉队的陈腐的充溢古怪的腐儒的保存的白叟，这与鲁迅先生称他——“三入牢房，七遭追捕，而改造之志终不平挠，并世无第二人，是前贤的精力与后世的榜样”的太炎先生——相去甚远也。莫非咱们的前贤都是一群藏着辫子的“老土”麽？我国人莫非都有必要像《红高粱》中人物相同吗？

　　我对先祖父的研讨，首先是研讨他的政治阅历，即他的“改造阅历”。今天“改造”二字让许多人感到恶感，很多人乃至认爲“保皇”与“改进”要比“改造”好得多。殊不知今天的全部正是太炎先生这一辈仁人志士提了脑袋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拼命得来的，这种直面敢死的精力，在今人眼裏好像太迂了，太炎先生的“疯”与“傻”令他们喷饭。我真不知道这是社会的前进仍是后退。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改造胜利后授命组阁时，他并没有忘掉太炎先生，尽管他们曾定见相左，但他仍是提出应让太炎先生入阁并担任教育部长。但是中山先生的搭档坚持拒絶了，他们把辛亥改造史写成了国民党一党的党史，而太炎先生从来没有参与过国民党。今后爲了第三次国共合作，一部近代史又变成了国共合作史。因而，研讨太炎先生的政治史空间越来越狭窄了，爲此我也不得不面壁以对。

　　至于太炎先生的学术奉献，特别他的国学大师位置，几乎没有争议，但他的学术效果对今人和中华文明宝库有何意义，好像罕见人论及。国学近年来红了起来，大体上咱们这民族在遇到困难时，就当即会想到咱们还有“国粹”，会把“国学”拿出来扺挡一阵，所以“国学大师”又会红上一阵。其实学术是那个年代政治奋斗的一种方法，不管“改进派”与“改造派”的比武，仍是“新文明运动”与“复古派运动”的奋斗，皆是经过学术论争而打开的，在学术奋斗后边便是政治之争和新旧之争，国学并不是保存之学，西学未必必定是先进之学，一切这些奋斗皆有学术界领导人领衔，学术是政治人物必具的常识。钱穆先生説：“太炎对我国已往二千年学术思维、文明传统一以批判爲务”，便是领导了其时思维解放运动，是对旧准则的改造。樑啓超先生説：“晚清先秦诸子学之复生，实爲思维解放一大要害”，太炎先生带头批孔，复生先秦诸子学，实质上是推动了近代的新文明运动，并非是抱缺守残。即使在他晚年，在全面西化和日寇侵华的民族危机面前，他发起“读经”，也是力挽传统之毁灭，他的学术基本上就是这样爲政治效劳的。

　　当然他的学识十分精深广博，在小学、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梵学、哲学、社会学、法学、医学诸方面均有建树，留下了一大笔学术遗産。七十年来，人们对他的研讨愈来愈感深化，收穫也越来越大，往往对他一部着作的研讨就能构成一部专着，如徐复先生54万字的《訄书详注》（2000年出书），苏美文博士23万字的《章太炎<齐物论释>之研讨》（1991年），孙毕博士49万字的《章太炎<新方言>的研讨》（2006年版）等等，还有陈平原先生35万字的《我国现代学术之树立——以章太炎、胡适爲中心》（1998年出书），在此纷歧一举例。至于对他思维研讨，近年来有姜义华先生的《章炳麟评传》（53万字，2002年出书），王玉华先生的《多元视界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维的阐释》（48万字，2004年出书），还有张春香女士的《章太炎主体性品德哲学研讨》（24万字，2007年出书），以及金宏达先生的《太炎先生》（18万字，2003年出书），或更早一点的《章太炎学术年谱》（姚奠中、董国炎着，40万字，1996年出书），《晚清巨人——章太炎》（徐立亭着，43万字，1996年出书）等等专着。当然必定还有许多我没有閲读到的专着，这些新着愈加深化而全面地去研讨和解说了太炎先生的思维、着述与行爲，将太炎先生放到整个我国文明源流和搆造中华学术系统的结构之中，以及放到民族复兴的前史进程中，进行深化而艰苦的劳作，这种劳作要比其他劳作更爲杂乱而艰巨。

　　研讨太炎先生的难度要远比研讨其他人物难得多，连鲁迅先生也説，太炎先生的文章读不明白点不断。因而时下有许多学人不敢研讨太炎先生，或许不去读懂他的原着，仅仅从他人的论说中去钞袭一点东西而凑集一些所谓的“论文”，有人乃至乐于选用小报的臆造，也称“研讨效果”。而王玉华、张春香、孙毕、金宏达四位博士的太炎先生研讨，让我不堪感动。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后培养出的新一代博士，学历高，机会多，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挑选了一项最艰苦的劳作——去研讨太炎先生，他们用了比他人更多的时刻（王玉华先后十六年，孙毕先后八年，张春香先后六年），而炼就一着。正如孙毕先生所言——“涅槃之凤凰所受浴火之苦和火后重生之乐，这是我切身的阅历，其间的精力痛苦、体能的耗费、毅力的鎚炼，苦乐交集，或许也并非我的一切同路人都会领会”。是的，他们与太炎先生相同的“疯”、“傻”、“穷”，但他们却都站到了巨人的肩上，攻佔了学术中的一个高地，他们尽管没有享用“名嘴”们那麽多的镁光灯与掌声，他们日子是清贫的，但他们的精力是殷实的，他们以全新的视界与学识，爲今天社会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太炎先生，成了擎起今天中华学术文明的栋樑。在喧哗而浮躁的今天社会，他们是一群难能可贵的人，这让我这后嗣汗顔，让我对他们肃然起敬。

　　在这些学者之前，还有一批材料书相继问世，如《章太炎书信集》，章太炎演说集两种——《大师説》及《前史的重要——章太炎卷》，《回忆章太炎》和章太炎留念馆编的《章太炎先生去世六十週年留念文集》以及该馆馆刊三集，等等。据知还有汤志钧的《改进与改造的我国情怀——章太炎与康有爲》（1990年出书），张荣椿的《章太炎》（1993年出书），陶绪、史改造的《有学识的改造家》（1999年出书），杨法家的《巨人章太炎》（1999年出书），张昭军的《章太炎儒学思维研讨》（2002年出书），陈平原编的《章太炎的白话文》（2001年出书），张勇的《章太炎学术文明漫笔》（1999年出书），倪伟编的《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1999年出书），刘子新编的《章炳麟告诫集》（1998年出书），傅杰编的《章太炎学术史论集》（1997年出书），黄夏年编的《章太炎梵学集》（1995年出书），张兵的《章太炎传》（1998年出书）……等，但我都没能购得，无缘拜读。这些研讨效果都是近十多年的新效果，与以往六十年的研讨彻底不同了，再不是简略地去区分一个什麽派，定一个什麽性，讲一个什麽阶层，也不是区分什麽支持谁反对谁，更不是狭窄的学派门户之争。

　　太炎先生在学术上的影响或许正如金文兵先生在《“终点”章氏王朝》一文中説：“在民国学界，以章太炎爲中心的章氏王朝可谓蔚为大观，极一时之绚烂”，“説民初新文明运动翻不出章太炎的五指山，或许太夸张了，但章氏余威与潜力的确不容小觑”（2007年《读书》第6期），致使“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前史，该时期的学术大但凡围遶怎么脱节章太炎及其门人‘影响的焦虑’而打开的”。我不知道十九世纪头三十年学术界是否实在到了这种境地，学术是否如此排他与不能兼容，当然学术有必要开展是学术的最大生命力。金文兵先生乃至认爲：“假设説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前史，那麽整个二十世纪又何尝不可説是一部人人欲‘杀伐’周氏兄弟而后快的前史？”也作爲太炎先生弟子的周氏兄弟（鲁迅兄弟），他俩虽“不传章门专门之学，但融会贯通，能得其精力要旨”，他们两代人如此巨大地影响了整个我国，他们好像走入了“终点”，但“无人可以实在判定它的止境在哪裏，这也正是章门学术因阔大而常新的有力注脚”。金文兵先生实在是提出了一个十分十分深重而风趣的问题，足见对太炎先生的研讨远远没有走到止境，或许才是一个开端。

　　上一年是太炎先生晚年在姑苏章氏国学讲习会最终七个研讨生之一的姚奠中先生从教六十九週年，山西大学爲他举办了留念活动，出书了他六部着述，以赞誉他的效果。承他爱屋及乌，也送了我一套。六部着作扉页竟都只印了一行字——“留念章太炎先生去世七十週年”，而语不及他。这让我看了热泪突涌，一个九十三岁白叟心中第一个想到的仍是自己的业师，这种薪火不断的精力，会是“章学”的终点吗？

　　我对太炎先生及他同年代的人物研讨，充其量仅仅史实研讨。“文革”后我有幸从事这作业，先后只要十多年时刻，仅仅广泛搜集材料，还来不及逐个收拾宣布，就去从事两岸关係的沟通与研讨了。这期间我用六年时刻搜集了太炎先生一百三十多篇医论，编就《章太炎医论集》，请了上海中医文献馆诸专家担任点校，据説仍是失误甚多，足见此项作业之难度。别的我受曹聚仁先生家族托付将曹聚仁先生的《国学十二讲》改编爲《我国学术思维史漫笔》，曹聚仁先生生前第一部着作是《国学概论》，其实这是听太炎先生演说的笔记，也因而成了太炎先生的弟子，他最终一部着作是《国学十二讲》，实是对当年听太炎先生国学演说的系统阐述，我将此着从头加以编次与标校，这是一段愉快的劳作，一起成了一部广受欢迎的读物。一起，我用了十年时刻致力于修改《章太炎演说集》，已搜集各时期演说一百五十多篇，但还不敢结集出书，只怕録之不全。但近见马勇编的《章太炎演说集》仅收録四十多篇，秦燕春释太炎先生演说也仅收録二十多篇，看来我是过于慎重与保存了。

　　这期间我曾宣布专着《沪上春秋——章太炎与上海》（1995年台湾三民书局），别的编就《章太炎生平与思维》（1988年三联书店出书）、《章太炎生平与思维研讨文选》（1986年浙江人民出书社出书）、《前驱的踪影——章太炎先生去世五十週年留念文集》（1988年浙江古籍出书社出书）、《章太炎全集（八）——医论集》（1994年上海人民出书社出书）、《我国学术思维史漫笔》（1986年三联书店出书）、《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86年上海书店出书）、《章太炎先生学术论着手迹选》（1986年北师大出书社出书）、《説文解字札记》（1988年上海博物馆印）、新版《章太炎先生家书》（1986年上海古籍出书社出书）、《章太炎篆书千字文》（1981年上海书画出书社出书）、《章太炎篆书墨迹》（1996年台湾联经出书）等，这些作业大多归于材料汇编与史实收拾，作爲后嗣最可以做的事就是爲社会供给一个实在的祖先的种种史料。

　　我在这基础上，曾宣布了数十篇研讨心得，今将其间28篇在此结集出书。这些文章中有近半是叙说太炎先生与他同年代的人物的关係，我一向期望能完结一部《太炎先生师友考》，把许多应该保存的前史保存下来。我不知道我能否提前将台湾研讨的重担与职务卸却，以便去完结对先祖父研讨的许诺。我在从事两岸关係研讨与近代史研讨时，深感这两个问题何其相似，都在问咱们我国应该往哪裏去，应该走什麽路，举什麽旗，树立什麽样的文明与政治次序……，看来这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拙作《前史篇》28篇粗糙的著作或许有助于了解这段信史和供给前史教训，一起，我期望读者对我研讨中的缺乏给予批判指正，謚美会让人停步，批判则会让人清醒，会促进自己去深化研讨，从这一点讲，面壁未尝不是功德！

　　

　　（写于2007年9月28日暑后，改定于2007年11月16日赴美前夕）